1864年，美国，正在接受“蚊刑”的两名黑人奴隶，照片中的两人已经垂下头，没有呼吸了，他们是被活活痒死的！

在春秋时代，齐桓公治国期间的一个轶事体现了他对贪婪的独特处理方式。这个故事并未在传统的史书中有详细记载，而是见于萧绎的《金楼子》，一书多涉奇闻怪事，其中蕴含深意。

某日，齐桓公夜间安寝，察觉帐外蚊子的嗡嗡声。出于怜悯，他决定开帐让蚊子进来吸血。这一行为看似简单，却隐喻深远。据记载，蚊子对桓公的反应各不相同，有的保持克制，有的则因贪婪而死。

桓公对此有深刻感慨，认为这些蚊子的行为与人类社会中的情况颇为相似。据《金楼子》记载，齐桓公以此事为警示，发起了一场旨在节制贪婪的运动，特别是针对官员的腐败行为。他宣布要求民众和官员都要实行节制，简化生活，以期达到国家治理的大化。

据悉，齐桓公不仅仅通过言语表达他的理念，还据说创设了所谓的“蚊刑”来惩治贪污腐败的官员。这种刑罚极其残酷，被判此刑的犯人将被剥去衣物，裸露身体受蚊虫叮咬，直至血尽而亡。这种刑罚的设立，使得齐国的贪官污吏人人自危，从而有效遏制了腐败行为。

齐桓公的这些措施，虽然表面看似对民有所要求，实则更多是为了整治官员的不正之风。在他的严格政策下，齐国的官场出现了明显的风气转变，官员们开始恪守职责，不敢有过度的贪欲。

在古代中国，贪污腐败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一直是治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行为。著名的先秦思想家对此有着深刻的见解。他在《荀子·君道》中提出，领导者若是贪婪，则其下属无不效仿，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，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败。此观点与孔子的教诲不谋而合，孔子在《论语·颜渊》中通过对季康子的答复，同样强调了治理者应当克制个人欲望，以身作则，从而引导民众走向正道。

荀子深知，即便实施再严厉的惩罚，若统治者本身未能树立良好的榜样，这些措施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领导者的内心，即他们的私欲。

因此，他提出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治理策略——变革人心，尤其是统治者的心。他用“君子者，治之原”来表达这一理念，意在说明真正的君子能够通过修身来治国，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。

与此同时，孔子也对如何治理盗窃问题给出了见解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当季康子询问如何解决盗窃问题时，孔子以“不欲”作为回答，强调只有当统治者放弃贪欲，社会上的盗窃行为才会自然消失。

此外，刘向在《说苑·贵德》中也提到，社会上的贪婪行为与上层的道德行为息息相关。天子如果贪婪，诸侯便会跟随，大夫和庶民也将步入歧途，最终形成社会不安。

《老子》中提到，通过减少人民的贪欲，可以避免国家的混乱。具体地，他建议不要过度推崇贤才，以免引起民间的争斗；不要过分珍视稀有之物，以免激起盗窃行为；不要展示过多的诱惑，以免民心动荡。

这种思想对于治国策略的影响深远。《老子》认为，减少可见的诱惑，可以从根本上降低人们的贪心，这种看法体现了一种通过改变外部条件来内化为个人德行的方法。而在《左传》中，对官员德行的要求则更为直接，指出国家的兴衰往往与官员的品德密切相关。文中明言，国家之败往往源于官员的不正，特别是贪污和受贿行为的泛滥。

这两种观点虽然出发点不同，但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——官德。廉洁的政府需要官员具备高尚的个人德行。在古代，为了维持官员的廉洁，常常采用各种制度上的约束和法律上的惩罚。然而，这些措施往往只能解决表面问题，无法从根本上铲除贪欲。

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，尤其在封建时代，各朝各代都有对官员进行德行教育的制度，如设立帝王学以教育官员，强调廉洁奉公，公正无私。

历史上的一些朝代通过加强法制来约束官员的行为，如明代的廉访制度和清代的御史台，它们都承担着监察官员并查处贪腐行为的职责。但即便有了这些制度，仍旧难以完全杜绝官员的贪污腐败。这从侧面反映了《老子》所说，根本还是要解决“心的问题”。